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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谈“礼”与“法”
作者:姚梅  发布时间:2017-04-26 09:06:06 打印 字号: | |

西汉之时,上大夫壶遂曾向太史公司马迁发难,询问他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?”,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,所谓圣人之意如何能轻易揣摩。

司马迁略作沉思,洋洋洒洒几百字,便曲尽孔子苦心。他说孔子看到春秋逐鹿,乱世争雄之际,为人臣子者因为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而篡逆犯上;为人子弟者因为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而悖伦弑父,造成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的悲惨景象,为了挽救天下大过才作的《春秋》。

那《春秋》之义何以如此重要,又如何能避免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等罪行的发生呢?这就涉及对“礼”重要性的探讨,司马迁一语道出真谛:“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意思说,《春秋》是一部关于礼义教化的书,它“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”,以幽微隐晦的属辞比事传达了彰善瘅恶,崇贤敬德的观念。通过它,人们了解了“礼”,懂得了善恶观念,便自然存有敬畏之心,不敢轻易作恶。“法”的惩奸除恶作用的确很明显,但只能施于犯罪行为发生之后。世人通常重视“法”,而难以理解“礼”的防患作用。

司马迁的见识可谓高远,深刻洞察了法家依法治国和儒家以礼教化二者的关系。在他看来,“礼”与“法”相互依赖,共同规范着国家的社会生活,但其中也有轻重之分。“礼”让人们心中深植道德律,懂得温良恭俭,克己复礼,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,较之事后严刑峻法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。

这种思想也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,反映了中国以德治国的悠久传统。在他之前,《左传》就有“礼,经国家,定社稷,序民人,利后嗣”之言;管子也曾说过“礼义廉耻,国之四维,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”,强调“礼”的重要。到了汉武帝时的董仲舒,提出了著名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将“德主刑辅,礼法并用”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,使得礼逐步演变成为完备的典章制度,成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准则,进而深刻影响了长达两千多年专制国家的正统法律。举一例可见,旌善亭与申明亭是明初建立的民间调解机构,它们一般左右并立,一前一后,一高一低,有崇善抑恶之意。申明亭悬挂榜文、普及律令,将犯罪者的姓名、罪状标记于上,乡里老人也在此宣扬教化、解纷止争。旌善亭则张贴榜文,旌表本地孝子贤孙、贞洁烈妇等行为。这一制度便有效地将礼仪道德的预防功能与刑法镇压职能相结合,达到了淳朴风俗、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。

反观当今社会,“礼”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去,人们不再将礼放诸言行之中,一旦发生事故,就祭出法律的武器,以为这样便已足够,殊不知我们是在斩断自己的文化血脉。翻开新闻浏览,就会发现大量礼仪缺失造成的乱象:夫妻不知举案齐眉,以礼相待,动辄侮辱谩骂,拳脚相加;邻里不知友爱互助,以礼相让,为小事怒上心头,争讼不休;孩子不知感恩父母,以礼相敬,只知将父母当成提款机,一言不合甚至有杀害父母之恶行;商家不知诚信为本,以礼相持,为蝇头小利造假掺毒置他人生命为无物…种种案件屡禁不止,恐怕不是因为国家法律不够完备,而是人们不知礼义廉耻,丧失了对道德的基本信仰。

“礼”与“法”这一对孪生兄弟,在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不可偏废。尤其是“礼”,作为内化于整个社会的规范制度,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。人们常说“日用而不知”,可能也是“礼”被忽视的重要原因,但它确实不可缺少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文化自信,就包含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造、再吸收,其中自然不可缺少“礼”这一重要文化符号。通过“礼”,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传统家庭、社会与国家,而且能古为今用,为今人漫无边际的心灵加上一道坚固的“防线”。

来源:荣昌法院
责任编辑:渝五宣